在任何一个时代，真正能够把走私生意做长的，那都不是一般人。也必然会出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嘉靖年间，走私做得最大的一些东南沿海大族，联合日本的流浪武士，掀起了规模惊人的倭乱。
隆庆皇帝继位后，深刻认识到东南倭寇问题滋生的本源，其实是国内外商人彼此都需要的海外贸易需求与朝廷顽固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矛盾。因此，隆庆元年，朝廷开放了月港作为海贸通商地点。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
从地理环境上来讲，月港完被厦门岛堵在了里面，并不适合做通商港口。而且福建漳州府的陆上官道设施也很差，并不利于大明内陆的货物运输到这里集中。但是，就这么一个条件很差的港口能够开放，就已经是隆庆皇帝竭尽力才办到的。
这是皇权和江浙士绅的角力。
试想一下：如果大明帝国仍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海外贸易的需求又持续存在。那么，走私必然仍将持续。而能够主导走私的，必然是一手掌握了大量生产资料，一手拥有地方权力机构的江浙士绅们。
而明帝国从政策层面开关，允许普通百姓、商人参加海外贸易。以前这些靠走私发了大财的江浙士绅，将会面对来自民间的激烈竞争。到时候，这些靠着国家政策的错误赚得坛满钵满的腐朽阶层，其利润必然大减甚至破产！
所以，这些家伙是最反对开关的。双方角力的结果，就是在月港这个完不具备优势的地方，开了一个小窗口。
然而，勤劳的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一点点机会，他就会拼搏出极大的价值。自月港开关后，这个地方迅速成为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最繁华的港口，大量的货物运出去，大量的白银流进来。在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个港口给皇室贡献了三十六万两的商税。而当年，国的商税一共也就四十五万七千两。
但这点收入，和大明的整个海贸含走私产生的价值比起来，仍然微不足道。
朱由栋穿越前看过很多关于隆庆开关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不约而同的指出：在整个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前期，七十年间，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三亿三千万两以上。平均每年流入四百七十万两。需要明确的是，这仅仅是出超。如果按照后世我大清在关税能够自主的年代对进出口物资部施加至少百分之四十的关税，啧啧啧，每年朝廷的海关收入怎么也该有四、五百万两以上。
所以，田尔耕说的若是能面开放海贸，朝廷每年至少获利一百万两，确实没有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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