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惜的是，明中叶以后，开中法败坏，皇室、宦官、勋贵、官僚们见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向皇帝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偏偏有几个皇帝，慷慨大方，滥发盐引。明武宗时，曾经一次赏赐太监两万张盐引，逼的内阁三辅一起辞职，才勉强答应收回一半，只发了一万张。为此，武宗皇帝觉得内阁扫了自己的面子，还大发雷霆。
在明武宗看来，这一万张盐引就是一万张纸，大笔一挥就出去了，自己毫无损失，却不知道，这是国家的命脉，盐商们发家致富的资本。
因为开中法败坏，盐引滥发，逼的朝廷不得不改革盐法，实行以银代米。
白话讲，就是不用送粮到边关了，只要出银子，也就是缴纳盐课税，就可以拿到盐引了，如此一来，国家财政短期之内，收入骤增。但边关粮储却大大减少。原因很简单，不用粮食换盐引，那些原本设置在边关的商号屯田也就不必存在了，他们纷纷举家内迁，因为他们的离去，人口减少，边关屯田迅速破坏，边军粮食储备自然也就大减。
等到朝廷醒悟过来，想要改回开中法，却已经是覆水难收了，加上明中期之时，蒙古人衰落，建虏尚为崛起，边关无有战事，虽然朝廷上下都知道新法对边关不利，但对朝廷税收却有利，因此也就默认了。
以银代米，换取盐引，对山西陕西商人是不利的，但对徽商却是大大有利，论风餐露宿、到边关受苦，他们绝对比不上山西陕西的两地商人，但如果用银子购买，低买高卖，坐地起价，却是他们的强项，因此，明中期以后，迅速窜起的盐商中，大部分都是徽商，他们守在自己的家门口，也就是两淮，结交官员和勋贵，广结善缘，只用极短的时间，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百年多之前，首辅严嵩对嘉靖帝谈论天下富豪时，说财产超过50万两的巨富，全国不会超过十几个，且多为山右山西人。虽然说严嵩是奸相爷，但就判断来说，他当时还算是准确的，但到了今天，五十万两已经算不得巨富了，不说其他，起码在两淮盐商中，财产超过50万的比比皆是，只有超过两百万两的才可以称得上巨富。
清初，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在两淮盐业中流通的银子超过三千万两，可以计算的利润则将近一千万两。
如此情况下，两淮盐商焉能不富？
最重要的是，盐商基本是世袭，其他行业的商人，很难插进手。
当然了，利润不是盐商全拿，勋贵，官员，都是要分一杯羹的，即便如此，他们每年的利润，也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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