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自己如果出来当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那样就“成了政府的尾巴”。
他在给王世杰的回信中也说，自己坚辞不就的“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胡适还表示不愿在此时放弃北大，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情。
1947年3月6日，胡适飞到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并忙中偷闲，借阅了商务印书馆藏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
3月13日，胡适又到达南京。当天晚上，蒋介石请胡适吃饭，胡适说明自己不想当官的理由，希望蒋介石不要逼他加入政府。
蒋介石最后说，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胡适听了，很高兴，总算松了口气，出来之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实际上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此事到此并未结束。当时北大的教授也不希望胡适离开北大从政，或者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府委员。
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认为“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如果兼任国府委员，“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三位教授还强调了胡适留任北大校长对于稳定大局的作用：“今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
最后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说情，蒋介石才作罢。4月18日，蒋介石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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